一、為了鼓勵發展小農經濟，擴大戶賦來源，商鞅還頒布了《分戶令》，規定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，倍其賦”，以改變秦國父子無別，同室而居的舊習俗:強制百姓分家立戶，還能夠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。商鞅還頒布《軍爵令》，獎勵戰功，增強國力。
二、秦朝的立法指導思想大致可概括為:其一，“緣法而治”。強調以君主為至高無上的權威，以法律作為判斷是非曲直、決定行止賞罰的唯一標準，主張君主依據法律治理國家，“ 作制明法”“建定法度”“皆有法式” ，反對禮治原則。其“法令由一-統”。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令，“海內為郡縣，法令由一編”，并且“法令出于-。”，立法權掌握于君主。 “以法為教”“以吏為師”。其三，嚴刑重法。秦朝推行“專任刑罰”的政策，使“法令誅罰，日益深刻”，通過“深督輕罪”使“民不敢犯” ，達到鞏固專制統治、“以刑去刑”的目的。第六，自首減輕處罰。秦律區分“自出”“自告”與“得(捕獲)”，“自出”'自告”等自首者從輕。秦律規定凡攜帶所借公物外逃，主動自首者,不以盜竊論處，而以逃亡論處
三、“春狀決獄”，也稱“引經決獄”，是指以儒家經典(主要是公羊《春秋》)的精神和事例作為司法審判的根據，它是漢武帝確立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的必然產物。春秋決獄為董仲舒首倡。《后漢書●應劭傳》載:“ 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議，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，于是作《春秋決獄》二百三十二事。”春秋決獄始于西漢中期，沿用于魏晉南北朝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-種特殊審判方式。除了對律學的推動和對審判原則的修正外，它還促進了法律儒家化的進程，開辟了引禮入法的通道。東漢后期律學興起，學者以儒學思想注釋《九章律》，稱為“章句”，司法上也往往被引用斷獄，影響極大。《晉書● 刑法志》:“叔孫宜、 郭令卿、馬融、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，家數十萬言。凡斷罪所當由用者，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，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余言。”
